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灰尘(张文捷)
来源:仙桃市作协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发布时间:2014/3/17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点击:203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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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个新浪博客叫“张文捷8018”,博主就是张文捷。几乎每日一诗,水平很高。偶有小说,比如那个漂亮的中篇《青春水鸟》。新世纪初,《青春水鸟》亮相于名刊《西湖》,因其原生态水乡特色饱受赞誉,又因其对青春期苦闷的宣泄引发共鸣,故成为仙桃小说界的精品力作,有望传世。
张文捷是仙桃地区少有的能够在文学之冬坚持下来的文学爱好者,《灰尘》是其近作。主人公——被视为灰尘的二哥,屡次与命运抗争,却不得不服从命运的安排,终究化作灰尘。以悲剧作结,是我们不愿看到的,也是我们无力左右的,实际上,我们都是灰尘。
命运自有其轨迹,总是那么固执,那么残酷,以至于你的抗争看上去没有半点用处。然而这只是表面,抗争的意义在于,你抗争了。
命如灰尘的二哥,是张文捷贡献的一个新的文学形象。
通过《灰尘》,我们再次见识了作者饱满的文笔和敏锐的思想,但我们更应钦佩的,是他对文学不懈追求的执著精神。
 
总有无尽的灰尘在四周纷扬,出狱后二哥多次对我说。
灰尘充塞我的头发、鼻孔、牙缝、咽喉,甚至肺部,闭上眼睛或在梦里,灰尘从头顶洒落下来,我随手一抹,两掌十个指头呈灰黑色。谢虹的父亲曾说,我是社会渣滓,是尘土,他的话严格地说也并不错,我们都是宇宙的微尘,源于泥土,总有一天会归于泥土,但是尘埃落定之前,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像我这样敏感于灰尘,被灰尘搅扰得不得安宁。
这是二哥富甲一方后所说的话。他西装革履,习惯一只手插进口袋,另一只手在空中挥舞,俨然一位绅士,谈论灰尘时却像一位哲人。
二哥去世前两天,昏睡中曾迷迷糊糊地对我说,头顶上再没有粉尘洒下,灰尘正渐渐落定,归隐于人世的脚下。
 
其实,二哥从小是最爱洁净的。
二哥的房间从来都是收拾得一尘不染。那时候我们家住两间平瓦房,大哥尹平已去北京当兵,他的房间理所当然成了二哥的小天地。大哥走后,他找来一些旧报纸,将房间的墙壁、天花板全部糊满,整整花了一天时间,两搪瓷盆米糊糊刷光了,用母亲的话说,比狗舌头舔的还干净。她嘴里数落二哥,心里其实是心疼粮食,那个年月粮食是珍贵的,两盆米糊糊掺一些野菜和萝卜片,够我们全家吃一天的。
二哥将墙壁糊好,还在那张脱漆的书桌上铺上白纸。做这些活计时,他兴奋而仔细,白纸的四周折成直直的双层,然后用图钉轻轻地固定在木桌边沿。当时我还在读小学,建议他买几幅时兴的革命现代京剧剧照贴在墙上,他摇摇头,模样有些神秘地打开他的小木箱,取出他的书法作品,左下方有尹桦书等字样。
这是用宣纸写的,宣纸你懂吗?朱跛子送我的,就这两张。他一件件在墙上比划着。
我确实不知道宣纸与普通白纸有什么不同,只知道纸上写的是毛主席诗词。
二哥能写一手好字,这得益于他在学校时经常刻钢板。他七六年混完高中,虽然文化课上得少,却是学校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骨干,出墙报,办油印刊物,他最卖力,有时一天刻数十页蜡纸,右手中指头磨出了一层厚茧。
因为一手好字,毕业回乡的二哥被选拔为大队的民办老师。
做了老师的二哥,练字更加刻苦,除了临帖,还拜朱跛子为师。
朱跛子是我们村的奇人,患小儿麻痹症而残。自幼工于书画,曾被家人送到省城美术学院进修,因天资聪颖,被一位名教授纳为弟子,差点留校任教,据说是因为家庭成分不好而回乡。附近讲面子的人家新居落成,常常以能买一幅朱跛子的国画悬挂中堂而倍感荣幸。
朱跛子是不轻易收人为徒的,二哥也不是随便拜人为师的。
那天村里一群人围着朱跛子,刚出校门的二哥跑去凑热闹,只见朱跛子双膝跪地,一笔不苟地在画布上挥毫泼洒。因为天热,他的圆领衫已湿透,额头也在冒汗,二哥递给他一条干毛巾。朱跛子正眼也没瞧二哥,擦了一把,又随手扔给他。画毕,在画的右上方写下丹风朝阳四个字。有人小声议论,笔划是不是写错了,二哥说没有错,这是颜体。朱跛子回头瞅了瞅二哥,见他手里拿着毛巾,说刚才是你递给我的?谢谢你。
众人散去,二哥帮朱跛子收拾颜料、画笔,走进书房,被满屋的字画惊呆了。
单纯的二哥是一张白纸,在上面涂抹的是朱跛子的毛笔。
以后他天天泡在朱跛子身边。朱跛子写字,他就在一旁按住白纸,慢慢地帮他往上移。朱跛子作画,他跑前跑后地洗画笔,时间长了,关系自然非同一般,至于朱跛子什么时候答应收他为徒的,只有他们两人知道。
二哥本名叫尹华,尹桦是朱跛子改的。
二哥算是我的老师,他教三年级的语文,附带教我们五年级的体育。
当时在乡村学校两种球类很流行:篮球和乒乓球。七十年代初,中国乒乓球队访美,全国上下掀起一阵打乒乓球的热潮。二哥的乒乓球打得很好,他是左撇子,连续获得几届全公社乒乓球友谊赛单打冠军,还代表公社在县里拿过名次。记得每次星期六放假回家,他带回一副双面球拍,将家里的大门卸下,搁在两条长凳上,然后放几块青砖做中间的拦网,和我们一道过过球瘾。二哥穿着一套学校发给他的红运动衫,背心还用白线绣着一个8字。他挥舞着球拍,像一团火焰跳来跳去。
篮球同样是他的强项。他个子虽然不高,弹跳力却特好,在学校球队打边锋,因为体质超人,常常一个人带着球跑整场。他有化腐朽为神奇的点化作用,一场原本了无生气的比赛,因为他的组织、穿插、拼杀而变得激烈、热闹。
八号真棒!好一匹未套缰的牛犊!有人赞叹道。
尹华,加油!他们班上的女生都是他的拉拉队员,有几位还乐意为他拿衣服。
球赛结束后,二哥笑盈盈地跑下场,女生们围过去,纷纷给他递毛巾、茶水。
谢虹是女子拉拉队中喊声最亮的一个,她的声音格外清脆。二哥毕业回乡不久,谢虹作为知识青年下放到我们的小村,成为我们小学的音乐老师。
 
在乡村小学,音乐老师的主要职责是教学生唱歌。谢虹第一次走进我们教室,是教我们唱《唱支山歌给党听》。那天她穿着一件墨绿色连衣裙,裸露的胳膊显得格外白皙,一对细长的辫子垂至腰际,也许是鞋跟太高,走起路来步履特别轻盈。同桌的陈毛字调皮地耳语,谢老师走得好轻,怕踩死蚂蚁呢。
谢老师先教我们唱简谱,她唱一句,要我们跟着唱一句,但她唱完了一句,我们一个人也没跟着唱。谢老师脸一阵绯红,一双大眼睛闪过一丝困惑。有同学在下面小声说,谱子拗口,我们唱不习惯。她听明白了,继而莞尔一笑,说先跟着我唱歌词,以后慢慢教你们识简谱。
当时村里刚刚安上有线广播,谢老师唱歌似乎比广播更好听。
终于又等到上音乐课,谢老师走上讲台,用鸡毛掸扫了扫上面的粉笔灰,轻轻地放下备课本,一只手撩开额头的刘海。
周围有同学在窃笑,还有的捂住鼻子,未等我反应过来,就听见陈毛字大声说,我一个屁憋了半天不敢放,怕影响课堂纪律,却憋出了一串连珠炮。同学们哄堂大笑。
请同学们安静下来,今天教你们识简谱,请大家注意看黑板。谢老师边说边伸手取粉笔。
哎呀……谢老师大声惊叫。当她打开粉笔盒,里面蹦出伸着长长锯齿的绿螳螂,还有几只令人恶心的屎壳郎。
她又怕又窘,脸由白变红,又由红变紫,一扭头跑出教室。
未等我反应过来,陈毛字得意地用双手直拍课桌,震得我双耳发麻,然后一人大笑不止。这无疑是他的恶作剧,全班同学心里都明白,但没有人敢指责他。
陈毛字的爸爸是公社革委会副主任,他原本在镇上读书,因打架被开除,才转校至此。他比我至少大三岁,长得又高又壮,老师和同学都知道他的背景,没有人敢惹他。并且当时全国上下批师道尊严,鼓励学生造反,陈毛字更是有恃无恐。
班主任知道后,连忙跑到教室,见是陈毛字所为,也只好悄然折回办公室,把事情推给校长。
校长是一个有三十多年教龄的老先生,听了班主任的反映,拍了拍谢了顶的脑门,摊开双手,无奈地说,世风日下,不可逆转,师者授业解惑也,师之惑谁解呢?
这时二哥走进来,对校长说将这节音乐课改上体育课,校长迟疑了一下,点点头。
二哥走进来时教室正乱成一锅粥。陈毛字坐在课桌上,翘起二郎腿,绘声绘色地讲自己打架的经历,他周围不时传出一阵喝采声。
二哥领我们走上操场,整队集合,喊了几声立正稍息。他环绕队形转了一圈,然后喊向右转,自己站在最前面,领着我们在操场跑了三圈。
三圈下来我们有些累,他没给我们喘息的机会,又领着我们做了一遍广播体操。
九月的天气依然很热,做完第八节跳跃运动,我们已经大汗淋漓,他让大家在树荫下歇歇,自己仍穿着背心短裤站在烈日下,挥动着肌肉发达的双臂,问我们,棒不棒?同学们齐声喊,棒!听得出来陈毛字的声音最响。
二哥说,我胳膊的肌肉发达得益于我练俯卧撑,今天我就教你们练习,谁愿出来先练?
陈毛字说我先来,并站上前去。他一惯喜欢出风头。
二哥过去比了比,陈毛字的胳膊似乎更粗,二哥捏了他一把,说,都是脂肪,有劲吗?
大家一笑,陈毛字急了,说,绝不比你差,不信我们比试比试。
我是老师,怎么跟学生比呢?我做,你跟着做,怎么样?二哥其实比他大不过两三岁,边说边离他远了一点。
陈毛字以为他不敢比,便刻意找茬,我是学生,我都不介意,你怕什么?谁输了沿操场跑十圈!
同学们把目光全部集中在二哥脸上,二哥有些不敢正视这些天真的目光了。他要大家站好队,将陈毛字从队列中叫出,说我做两个,你做一个,你看好。
二哥俯下身,双手伏地,在我们的注视下认真地做起来。陈毛字叉着双手有些得意地望看他。
我们齐声为二哥计数。数到一百时,陈毛字不安起来。数到一百五十时,他双眼紧盯着一起一伏的二哥,完全惊呆了。二哥做完两百个俯卧撑,轻轻从地上弹跳起来,陈毛字已急得脸色发青,额头沁出一串串冷汗。
他做了三十几个就感到很吃力,屁股撅得老高,两只胳膊开始发颤。据我所知,他平时做五六十个是没有问题的,今天竟垮得这么惨。
做不了就不勉强了。二哥说。
起来跑十圈吧!平时被他欺负的同学幸灾乐祸地喊。
陈毛字死撑着。三十六,三十七……他的脸已憋成猪肝色,汗珠滴落在黄褐色的泥地,留下清晰可辨的印痕。
数到三十九时,他侧着脸趴在地上。
二哥扶起他,他说你别使劲,捏得我好疼,然后用哀求的目光盯着二哥。二哥心里明白,说今天不用围着操场跑了,同时几乎是将他拖到了荫凉处。
有人敲响了那截废钢管,下课了。
 
若干年后,二哥从劳改农场回来,最先去看他的是朱跛子和陈毛字。
朱跛子已将绘画技巧与工业加工结合起来,创办了贝雕工艺厂。水乡湖泊有大量的淡水贝,一次朱跛子在湖滩写生,被尖尖的柳叶贝刺伤了脚,当时他只穿了一双草鞋,脚底鲜血直流。他一屁股坐在草地上,早已没了画画的兴致,倒是大半截埋在泥土的贝壳触发了他的灵感。
即使扎跛另一只脚也值得!他兴奋地自言自语,刨开土,将贝壳收拾好,一高一低地离开湖滩。
从这天开始,他潜心研究贝雕工艺,在有关部门的支持下投入生产,产品屡屡获奖,并远销东南亚。
朱跛子对二哥说,到我厂里来,帮我在工艺品上写字,师傅不是外人,不会亏待你。
二哥说,谢谢你在这个时候还记得我,三天不拿针手也生,何况我多年没拿笔了,再说我心泉已枯,没灵气了,弄不好会砸你的牌子。
你不要急于作决定,先歇几天,考虑好了告诉我。朱跛子坐上小车走了。
当天晚上,陈毛字骑着一辆雅马哈赶来。他身着一套税官服,拎着两瓶白酒。
陈毛字已是镇税务所的专管员。
二拐子,你瘦了。他上下打量二哥。
母亲刚刚端上一碗盐豌豆,陈毛字就拧开瓶盖。两人久别再聚,感慨万千,一会儿,酒瓶见了底。二哥要去开第二瓶,陈毛字拦住了。陈毛字说,咱哥俩有的是机会,今天刚回来你还要陪伯母好好叙叙。
他望了一眼脸上流泪的母亲。
二哥见他还要骑车,也就罢了。
你在农场做什么事?陈毛字突然有些好奇地问二哥。
当了六年的烧窑工,最后一年是伙夫。二哥答道。
陈毛字沉默了一会,说你能不能到镇上开个小吃店,我的关系户较多,税也给你全免了。
再说吧。二哥笑了笑。
陈毛字走后,二哥一夜未睡好。
母亲早已将他的房间打扫干净,又换上刚刚浆洗过的被单。他洗了个热水澡,躺在床上,一种久违的气息环绕着他。
他刚闭上眼睛,就感到四周灰尘弥漫,呛得人睁不开眼。灰尘呈青色的颗粒状。他坐起来,拉开灯,室内却是整洁、温馨的。他习惯地抖抖枕巾,拍拍被子,又慢慢躺下来。
他开始做梦,梦见自己遇见一阵狂风,将漫天的飞沙洒向他,地上的积尘有几寸厚,他拼命地跑,但灰尘越来越厚,脚步迈得很慢,最后灰尘终于堆积到胸部,他连喘气也困难了……
他惊醒了,再也难以入眠。
二哥从床上起来,点燃一根烟,走到窗前,拉开印有竹叶图案的旧窗帘。窗帘布是他刚刚高中毕业在供销社商店扯的。一切都是老样子,玻璃窗边三角形的小缺口仍然透着风,他推开窗门,几颗稀疏的星星银钉般铆在天际。
他想起了在农场出窑的情景。他们排成长列,从漆黑的窑洞把烧制好的砖传递出来,一块,两块……囚犯们光着头,没有任何保护装束,甚至没有一双帆布手套,看不到彼此的手,时间从黑暗中流逝,整整一窑砖被传递到外面,码成长方体的砖堆。当窑被掏空,上方露出一个圆形的顶口,从这里可以窥见几颗稀疏的星星……
二哥从窗前转回身,打开抽屉,试图寻点纸张和笔,但一样也没寻到。他想起来了,所有的书籍和纸张都被他付之一炬。他是从情书和照片开始燃烧的,后来连笔墨、砚盘都没有放过,统统扔进屋前的深潭了,潭水打着漩涡,当时他有毁掉一切的快感。
抽屉只剩下木梳、肥皂盒等日常用具。他又打开旧木箱,里面是叠放整齐的衣服,还有几套学校发给的运动衫。在箱底,他找到了一支上海牌旧口琴。
他将口琴擦了又擦,有吹的欲望,但怕惊醒家人。
同样的上海牌口琴,他记得买了两支。
 
另一支口琴他送给了谢虹。
吹口琴是二哥的绝活。他读小学就开始无师自通地学口琴,我记得他经常对着镜子练口型,高中毕业时几乎到了炉火纯青的境界,一首歌只要他听两遍,不须看乐谱别人边唱他就可以跟着演奏,还会和着节奏打拍子或吹出颤音。谢虹老师下放的那个夏天,几个女知青经常到我家门前乘凉,她们轮流唱歌,二哥在一旁伴奏,可以几个小时不喝一口水。
四人帮倒台后的第一个元旦,公社举行文艺汇演,我们大队组织了宣传队,谢虹和二哥理所当然是其中的骨干。
她对二哥说,我们出两个节目,我独唱,你伴奏,另外一个是口琴二重奏。
二哥欣然应允,说我的口琴簧片坏了,又是单音的,我明天上街买只重音的。
第二天二哥果然上了街,买回的却是两只上海牌重音口琴。他对谢虹说,你的那只也该进博物馆了,用这只。她要给钱,见二哥执意不收,也只好作罢。
汇演那天,我挤在人群中观看。谢虹唱的是电影《上甘岭》的插曲《英雄赞歌》。她身穿一套黄军装,腰扎一根宽皮带,胸脯被挤得更鼓胀,脸上涂满油彩,放着红光,眉毛画成倒立的剑状,整个人面目全非,一点不像女军人,倒像一个红卫兵小将。也许是为衬托她,二哥一身长衫,梳着分头,脸也花里胡哨,样子挺滑稽,总让我联想到汉奸那种坏角色。
旁边有人说,那不是球队的八号吗,金童玉女还蛮般配。
口琴二重奏是电影《铁道游击队》的插曲《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》,这时两人都已换成普通装束,演奏很投入。我发现他们的神情有些异样,尽管脸上化了妆,其他人是看不出来的,我却从他们的眼神里捕捉到了。这首歌我听过无数遍,今天却感到它格外抒情,尤其是结尾舒缓的部分,令我有些惆怅。
我渐渐发现二哥开始注重打扮了,他有满头茂密的青发,乌黑又极有光泽。他喜欢把头发蓄得比一般人长,梳得光光的。睡觉前他要把上衣用衣架挂好,将裤子叠放在枕头底下,说是要压出线条来。二哥的衣服并不多,除了大哥从部队寄来的两套军装外,就是学校发给的运动衣,这些并不起眼的衣服穿在他身上却很得体。
以后二哥每天回家很晚。母亲问他,他总说学校搞政治学习或批改作业,然后把自己关在房里,嘴里哼着小调,照看镜子梳梳头发,挤挤粉刺。当然,他从未中断临帖,每天睡觉前都要坚持练习四五页纸。
一天放学后,我到野外去挖猪草。我顺着河流的方向在草丛中寻觅,坡上长满了野芹、马奶草和一些叫不出名字的野菜。春风从头顶掠过,遍地的野草绿得耀眼,叶汁欲滴,气息诱人。
我家喂有两头肥猪,在那个年代只能圈养。我背负的竹篓仿佛硕大的猪肚,填满需要时间,等我感到肩上沉甸甸时,太阳已像半个蛋黄,正缓慢沉入河心。
我沿河坡已走出三四里,这时开始饥肠辘辘。该返回了,我把铲刀放进竹篓,翻过坡岸,抄近路回家。
这是一条幽僻的小路,道旁长满齐腰深的野荆棘、茅草,间或有繁茂的柳树挤在杂草丛。
我突然听见前面树丛传来一阵响动,以为是野兔或鸟儿什么的,没有太在意,继续往前走,但当我经过枝叶晃动的地方,分明听到有人在深草丛中小声说话。
有人来了。是一个女的声音。
你太敏感了,我怎么没听见?另一个声音是男的。
你仔细听……你……
我不怕,即使现在把我拉去枪毙了,也值得!
是二哥!黑暗中我睁大了眼睛。
我,我害怕……抱紧我……
谢老师?我一惊,继而似乎明白了什么,赶紧蹑手蹑脚地离去了。
走了一段路,我又一次回过头去,发现朦胧中有许多无名的小花在颤动。远处暗香浮动的光影里,夜仿佛初生,露珠和月色亦有沉甸甸的重量。
 
二哥在陈毛字的帮助下开了一家小餐馆,并且生意很快红火起来。
八十年代末我已大学毕业,在县城一家报社当记者,这天我与一个同事去镇里采访,中午被安排到二哥的餐馆吃饭。
当地人习惯称姓尹的为歪尾巴,所以二哥的餐馆被朱跛子冠名歪尾巴美食店,店门上方那块朱红匾牌上的魏碑,就是朱跛子亲笔书写的。
餐馆已经爆满,见我们来了,二哥从厨房出来。他穿着一件油腻的长衫,人比刚回来时精神,脸上气色也很好,浑身散发着厨房的油腥味。他给我们上烟,自己却不抽,我问他原来烟瘾那么大,怎么不抽了,他说一抽就咳嗽,便戒了。
店伙计在大厅临时撑起一张折叠桌,二哥陪我们坐下。
我兄弟回来,这顿饭算我的,大家随便点菜。他还是那样豪爽,把菜单递过来。
镇里的客人,怎么能白吃你的?陪同我们的镇宣传委员说。
土鳖火锅和卤鸡是歪尾巴的特色莱,先写上。他开始点菜。
这两道菜已闻名遐迩,我在城里早就听说过。据说二哥选料很讲究,家养的甲鱼绝对不要。他很在行,野生甲鱼凶猛好动,底板呈黑色,较光滑,爪牙尖。如果集市上没有了,他便派专人到沟河湖汊去捕捉,宁缺勿滥。卤鸡销量较大,常年有人走村串户收购,一律是农家的黑母鸡,太嫩没有嚼劲,太老肉显得粗糙,一般以喂养两到三年为佳。
主厨是四川人,典型的川辣子。原来二哥外出到一家餐馆吃饭,发现味道很特别,便悄悄溜近厨房,与厨子磨嘴皮,他在那里逗留了三天,最后花高薪将厨子挖了过来。有了厨师,自己也没闲着,仍然整天在伙房帮厨。卤鸡烹饪过程较复杂,一天只做三十只,一只也不多做,生意再好也不曾改变,这样反而更能吊起食客们的胃口。
卤鸡端上来,大家尝过,便齐声称赞。我也暗暗吃惊,果然嚼劲大,不腻口,且饶有余味,当记者多年,卤鸡没有少吃,以前总以为餐馆的卤鸡比不上小时候母亲用砂锅卤的,今天算是折服了。
二拐子歪尾巴发财了。宣传委员几杯酒下肚,脸红脖子粗地说,他吃得起亏,人缘好,开业一年多,至少赚了六位数。
饭后他要结账,二哥执意拒绝了。
晚上我与二哥在一起聊天,我问他餐馆是不是像别人说的那样赚了很多钱。
也不多,还掉铺底金,除去设施和装璜,大约还有十多万。他平静地说。
赚了这么多?是不是没有交税?陈毛字照顾你,你也要小心旁人眼红。我有些担忧。
我一分钱的税也没少交。刚刚开业时,资金太紧张确实没有交,后来赚了钱都补上了。毛字现在是副所长,我不能让他夹脚。当初不是他说免税,我说不定没有信心开这个餐馆,我懂得知恩图报,最起码不能让他为难。
他还告诉我,他与镇政府签了协议,准备花二十万买下镇红旗服装厂,先付十万现款,余下的明年交齐。
我说你开餐馆生意这么好,何必盲目铺摊子。
他走到窗口,眼望远方说,正因为餐馆生意好,我有把握一年内再赚十万,才收购服装厂,开餐馆终归是小打小闹,成不了大器。
我感到七年的监狱生活并没有消磨他的意志,相反,他变得更沉稳,更深邃。
小弟,你要记住,当你是鬼时,别人就把你当鬼看,当你是人时,别人才把你当人看!他缓缓回过头,一字一句地对我说。
可是餐馆出现了变故。正当蒸蒸日上时,四川的厨子突然离去,新来的师傅手艺逊色多了,尽管土鸡还是乡下的土鸡,甲鱼还是野生的甲鱼,味道却不一样,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,舌尖更是公正的,不到一个月,餐馆变得冷冷清清,不是朱跛子和陈毛字几个关系户撑着,几乎濒临关门了。
有人说二哥,歪尾巴,你有本事将那厨子挖过来,就应该有本事留住他。
二哥说,我没有留他,强扭的瓜不甜。
四川厨子为什么离去,在众人心里是一团谜。
到了交购买服装厂的尾欠款的时间,二哥断然变卖餐馆,勉强凑齐了十万元。
服装厂也不顺。二哥接手时工厂已经是个乱摊子,银行贷款及各种债务累计一百多万,虽有近两百万的账面资产,但设备老化,管理混乱,仓库积压的服装质次价高。当时的业务是外贸部门的出口加工订单。八十年代末期,西方已开始限制中国纺织品进口,出口订单日益减少,企业逐年亏损,正是在这种情况下,镇政府才决定将这个沉重的包袱甩出去。二哥并没有三头六臂,没有起死回生的能力,何况全国各地的服装厂正雨后春笋般冒出来,二哥的服装厂恰如石缝的一株幼苗,顽强而限难地生存着。
餐馆变卖后,二哥把精力倾注到服装厂。他果断地停了两条生产线,裁减大批冗员。他的观点很鲜明,生产销不出去的服装,等于积压资金,把活钱变成死钱。
镇委李书记亲自找上门,说关掉三分之二的生产线,造成一百多人失业,影响了稳定,同时工业产值没有了,统计报表的经济增长点就下降了,希望他全面恢复生产。
二哥说,企业是我的,我有自主权,再说以销定产是管理企业最基本的常识。
李书记有些不快,但服装厂转民营是他亲自拍的板,他也知道二哥的脾气,只要是认定的事,九头牛也拉他不回。
于是有人说,歪尾巴翅膀硬了,连镇领导的话都不听了,这还了得。二哥没理会,他心里只想着积压的服装,五十多万元的产品,在财务报表上只有窄窄的一行,却像一块巨石搁在他心头。
二哥正发愁,陈毛字领着一个外地客商来到厂里。这个浙江人从新疆某国营毛纺厂赊进了一批高档纯羊毛面料,价值六十多万,他希望二哥以服装厂的名义全部接受,然后将厂里积压的产品以同样的价值抵还对方货款,而他只拿百分之十的手续费。
这无疑是天上掉下来的馅饼!当时二哥正承接了一批西装式样的宾馆工作服,这样既解决了原料来源,又清理了仓库积压,但其中的猫腻二哥是明白的,附近几家资本雄厚的服装厂就是通过这种手段起家的,目前他们仍在这么做。
二哥答复陈毛字,这批货我不能要,我不想赚昧良心的钱。
别人敢要,你为什么不敢?都到这个时候了,你还给我讲什么良心,陈毛字问他,并说我可是为兄弟你好。
二哥沉默着,陈毛字倒急了,说二拐子,你是不是以为我从中捞了好处。
你想捞好处有的是机会,我绝对相信你。做这种诈骗生意的都是集体企业,他们兜得起,我是个体,是没娘的儿,所以不能要。
二哥拍了拍陈毛字的肩膀,谢谢你了,好兄弟。
陈毛字说,这年头你这样的人真少了,也好,你不要我心里更踏实,但我确实替你着急。
兄弟,这个社会假的东西确实太多,但别人有靠山,有人护着,我什么也没有,轮到我的头上说不定事事都是真的。他握着陈毛字的手说。
送走浙江客人不久,天开始降下瓢泼大雨。
暴雨从午后一直倾泻到晚上,七点多他打开电视听天气预报,电视正在播放第三号汛情通报,长江上游连降半个多月的大雨,武汉关已达警戒水位,中下游的暴雨将持续一个星期,预计长江流域将出现历史上罕见的洪水。
二哥有些坐立不安,穿上雨衣赶到厂里。因活路不足工人早已下班,厂区漆黑一片,只有如注的大雨仍在狂泻。他在仓库周围巡视了一遍,发现积水已渐渐漫上墙脚,这一带地势太低。他连忙喊来住在厂区的几名单身职工,与他们一道将楼下的原料和成品全部搬上二楼。深夜零点,财产转移完毕,他已累得站不起腰来,勉强陪工人们吃了夜宵。
回到宿舍,他给驻外业务员打了长途,要求尽快购进一批救身衣原料。黑暗的天空似乎洞穿了无数窟窿,密集的雨点打在瓦楞上噼啪作响,他虽困乏至极,却辗转难眠。
 
也是这样一个雨天的夜晚,只是夜没这么深,约八点多钟。正是洪汛季节,河水已漫上堤坡,水位最高时人可以站在堤边洗脚,现在虽退了几尺,河面仍是白茫茫一片汪洋。
下午,谢虹说知青点的瓦房漏雨,白天雨很小,漏雨的地方不明显,傍晚下大了,他准备去看看,天晴了好帮忙换换瓦什么的。
知青点就要到了,依稀能看到窗口的人影,活泼窈窕的一个当然是谢虹。
忽然传来一阵揪心的呼救声,二哥本能地闻声跑去。喊声和人影渐渐清晰,是摆渡的刘老伯在叫。他说刚才一阵狂风,把船差一点掀翻,陈嫂母女栽到了河里。
二哥看见河边有两个黑点,来不及细想,一头扎进水中,朝较近的黑点拼命游去。黑点眼看就要消失,他一个猛子扎过去,双手在漆黑的水中挥动,试图抓住什么。突然一绺头发触到指头,他呛了一口水,继续往深处游。已经抓到辫子了,听说溺水的人被抓住了头发会向上冲,他一阵窃喜,一只手握着辫子不放松,另一只手拼命往上划,浮出水面。他看清被救起的是陈嫂十多岁的女儿。
二哥靠近渡船,把她交给刘老伯,继续向另一个黑点游去。他记得陈嫂是腆着肚子的,可是两条人命啦!
岸边很快聚满了人,慌乱中有人抱着陈嫂的孩子朝医务室跑,有人跳上渡船,朝河心的黑点快速划去。
谢虹与知青们已来到堤边,因为不会游泳,只能打着手电筒照着。
是谁救起小孩的?人群中有人问。
是尹老师,尹家老二,他还在水中。刘老伯带着哭腔喊。
谢虹一听头几乎炸了,黑暗中没人能看清她的脸。
人们的眼睛齐刷刷地盯住河面,黑点正缓慢朝近处移动,与前去搭救的渡船接近了。
水中的二哥拖着陈嫂吃力地向前游,累得几乎没有力气了。陈嫂要不是头上戴着斗笠,早已沉入河底,但正是这顶斗笠倒扣在水面,给划水增添了难度。二哥想解开系斗笠的绳索,一只手怎么也解不开。他使尽全身的力,移动仍十分缓慢,几近停止。
船终于接近了他们,人们用力把陈嫂拖上船,一摸鼻孔,还有热气,有经验的人便给她做人工呼吸,挤出腹中的积水。
但早已不见二哥的影子。几个青壮年男人纷纷跳入水中,寻找二哥。
时间在一秒一秒地过去,人们的心情异常沉重起来。船载着陈嫂把这个不祥的消息传递到岸上,谢虹竟当着众人的面哇地大哭起来,令众人摸不着头脑。
半个多小时过去了,青壮年男人们一无所获地返回岸边,谢虹已哭成泪人。她执意跳上船,一同去河里寻找。
在下游半里远的沙洲上,人们发现了奄奄一息的二哥。谢虹抱着二哥的头,痛哭中掺杂着惊喜,众人如释负重,又仿佛如梦初醒。
谢虹在大队医务室陪伴二哥整整一个通宵。
半夜二哥苏醒过来,谢虹用勺子将糖水一口一口喂到他嘴里,然后抚摸看他的额头问,感觉还好吗?
二哥无力地嗯了一声,两眼盯着她看了一会,宽慰地搭上眼皮。
望着二哥苍白的脸,谢虹一阵心酸,热泪竟滴落到二哥唇边。见二哥又睁开眼,她用温热的唇紧贴他有些冰凉的脸说,你吓死我了,我当时好害怕,没有你了我怎么办?
这不是好好的吗?我怎么舍得扔下你!二哥勉强露出微笑。
答应我,永远不要离开我,永远……她在他枕边耳语。
永远……二哥在呢喃。
她又将饼干捏碎,一点儿一点儿地递到他嘴里,渐渐地,二哥的精神好多了。
华,你真勇敢,当时就不害怕吗?
我来不及多想,只想到两条人命。
是三条人命。她补充道,大伙在水中找不到你时,我失态了,我好怕失去你!
救人一命,胜造七级浮屠,老天爷会保佑我们的。
真有老天爷,你一定会长命百岁。
傻丫头,哪能呢,人总会死的。
要死,我也想死在你前面。
你……你瞎说……二哥用手捂住她的嘴。
我真幸运,能得到你,你……你有一颗金子般的处子之心!
谢虹爱怜地吻着二哥,从耳轮到额头,最后停留在他湿润的双眼。
 
连续的大雨使长江的水位暴涨,政府一声令下,沿岸已驻满了抗洪抢险的各路人马。
镇委李书记率领本镇的农民日夜防守在十几公里的险段上,几个昼夜下来,本来就偏黑偏瘦的他已经精疲力乏。昨天,县委马书记来视察险段,风趣地对他说,你已成干煸泥鳅了,小心身体哟。
这时他的手机响了,是二哥打来的,二哥说他现在快到防汛工地了,致富不忘政府,自己不能亲自挑一筐土,备了一点物资前来慰问。
他一阵兴奋,这个歪尾巴,犟是犟了一点,关键时刻为镇委挣了脸面,民营企业前来慰问的全县还没有呢。他立即派通迅员告知总指挥部。
没想到兼任总指挥长的县委马书记亲自坐一辆北京吉普来了,对李书记说,早就听说你们的服装厂转换经营机制搞得不错,这次我要见见这个率先吃螃蟹的人。
不到十分钟,两辆东风卡车驶过来,一车是矿泉水,另一车是服装厂生产的救生衣。
二哥从车上跳下来,李书记对他说,这是县委马书记。二哥连忙与马书记握手,说,您辛苦了,这是我们红旗服装厂全体员工的一点微薄意思。
你就是歪尾巴厂长吧?你带了个好头,我代表县委感谢你!马书记拍了拍他的肩膀。
守候在一旁的电视台记者举起摄像机,二哥不失时机地解下救身衣,说这是我们自己生产的,并通过了有关部门的质量检验。
马书记接过一件看了看,又穿在身上试了试,称赞说制作很精细嘛,接着关切地询问了厂里的生产经营情况,并说党和政府的富民政策永远不会改变,作为率先改制的民营企业,各项工作要力争走在前面。同时,马书记吩咐防汛指挥部有关人员,除了捐赠的,所有救身衣必须从红旗服装厂购进。
临别时马书记再一次握着二哥的手,希望他的服装厂不断发展壮大,有什么困难可以直接找县委。离开防汛大堤,二哥火速赶回工厂,连夜召集会议,宣布全面恢复生产,日夜赶制救身衣。
以后的情况完全超出二哥的预料,洪水居高不下,增援的解放军和民工越来越多,一车接一车的救生衣从厂里发出,满负荷生产也供不应求。
二哥使出了最后一招。他将加工订单转给几家关系密切的服装厂,由红旗服装厂负责原料购进和产品销售,这些服装厂活路都不饱满,没有理由不欣然应允。
随着洪水的缓慢消退,二哥的服装厂饱赚了一笔,为以后的发展积蓄了实力。
二哥并没有被眼前的成功冲昏头脑,他明白,这一切靠的是偶然的机遇,最多也只能算自己灵活把握了商机,洪水不可能年年有,作为农民的儿子,他也不希望发洪水。救身衣不做了,工厂还要开,这个问题在救身衣生产的高峰期他就考虑到了,所谓吃嘴里,看碗里,想锅里,他的心里早有一套发展的计划。
开发自己独有的产品!从买下服装厂的第一天起,他就有这样的宏图,现在终于能开始实施了。
 
前面已经提及,我的大哥尹平在北京当兵,在七十年代,他一度成为我们全家乃至全村的骄傲。
大哥当兵的地方真令人羡慕。他是七五年进入首都城防部队的,第一次来信告诉我们,他所在的营地距离中南海只有几公里。
我们肩负着保卫伟大首都和毛主席的光荣使命……当二哥拿着信读到这里时,我们全家,还有几位邻居,包括一向渺视我们的大队书记都肃然起敬。
大哥果然争气,第二年入党,第三年荣升排级军官。当他穿着四个兜的军装回家探亲时,一进村口就被人群簇拥着,他操看夹生的普通话,称母亲为妈,称我为这小子。这一点多少令母亲不快,说他是山东的驴子学马叫。母亲的批评并没有让大哥有半点收敛,讲到兴奋处竟张口闭口都是他妈的,指责我不该横着牙刷刷牙,洗脸时执意不用家里的毛巾。
大哥重返部队的前一天,与二哥发生了口角。大哥劝二哥也去当兵,并拍着胸脯说,他曾参加过一次全军组织的训练班,全国各地都有他的首长和战友,只要二哥愿意,他可以保证二哥顺利入伍。二哥说,你去当兵母亲的泪已流干了,我再去她的眼睛就有可能哭瞎。
你他妈的小资产阶级情调,别给我尽找托词,我看你是舍不得那个知青小妞。大哥有些激动,你以为你与那个谢老师会有结果吗?
我看你是被北京的政治空气熏昏了头,一点都不懂得什么叫爱!
爱?爱算什么?我如果不是出生在这穷乡僻壤,早将北京姑娘带回家了。大哥以一种过来人的口气说。
二哥怕惹母亲伤心,愤然拂袖而去。
以后的事实证明,大哥说的也许是对的。
公元一九七八年,谢虹随最后一批知青返城,曾经汹涌澎湃的知青运动像迅速退去的潮水宣告结束,只留下被侵蚀的草滩,或遗失在岸边的贝壳。
二哥不是草,而是一棵岸柳,被潮水浇灌得更鲜活。谢虹虽然没有像贝壳那样遗留浅滩,但她的心却挂在二哥伟岸的躯体上。
二哥依然吹口琴,练字,打球,丝毫没有因谢虹的返城而忧伤。他像马驹一样精力旺盛,充满活力。
每逢周末的下午,村口的小路上会响起一阵清脆的铃铛声,谢虹骑着一辆轻便的飞鸽牌自行车,像轻盈的燕子飞来……
谢虹的爸爸是公社革委会主任,当时在小镇上算是炙手可热的人物,妈妈在中学教英语,兄妹几人中惟有她是女孩,格外受家人娇宠。当初下乡插队她妈妈执意不肯,但大人越是反对,越是助长了她的逆反心理。最后她爸爸说,由她去吧,下面的人会照顾她的。
返城后无所事事的谢虹终于在她妈妈的劝导下进入高中毕业班补习,准备迎接一年一次的高考。这一年我也读完初中,进入高中一年级。
以后的日子里,我便成了他们传书的鸿雁。星期六放假回家,谢虹会给我一本书,要我转交二哥,当然,书内一定夹着一封封好口的信;我返校时,二哥也同样让我捎本杂志给谢虹。
就这样,在将近一年的时间内,我一次又一次地揣着两颗滚烫的心,迎接对方期待的眼神。
不幸的事终于发生了。谢虹考取了某外语学院,在上大学前夕她将与二哥的事向家人摊牌,她相信全家会接受这个事实,使二哥有一个明正言顺的身份来为她送行,分享她考试成功的快乐。
没想到她爸爸暴跳如雷。他认为二哥在谢虹孤立无助时利用了她的感情,断然要求谢虹与二哥立即分手。他说你现在是前途无量的大学生了,怎么能与一个农村的老乡结合,像他那样的民办教师,处于社会的底层,如同灰尘一般。
他甚至以断绝父女关系相挟。谢虹没作丝毫的让步,她说正好,如果你不接受尹华,我也打算不认你这父亲。
一气之下,谢虹来到二哥身边。
二哥听了谢虹的述说,整个人蔫了,半天说不出一句话,仿佛梦中醒来,喃喃自语,我怎么就没想到会有今天这样的结果呢?这样的结果本来是顺理成章的,我怎么就没有想到呢?
谢虹本以为二哥会给她打气,替她出出主意,见他像一只泄了气的轮胎,就完全垮下来了,内心一片茫然。
当天谢虹的爸爸派人将谢虹找了回去。吃晚饭时,她宣布绝食,躺在床上不肯起来,这更激怒了她爸爸,他拍着桌子说,在这个小小的范围,我还是一方的领导,说了话是能算数的,你和我对抗下去,倒霉的是那小子,我让他民办教师也做不成,修补地球永远缺人。
这一招果然起了作用,第二天谢虹在妈妈眼泪的浸泡下软下来,开始吃点饭了。
留得青山在,不怕没柴烧。她暗暗思忖着。
谢虹上学后立即给二哥来了信,鼓励他要经受住考验。而此时的二哥早已心灰意冷。他呆呆地看完,然后划上一根火柴把信点燃。他有一种疼痛的快感。学校已经开学两周了,他去晃了几天,恍惚中到处都是谢虹的影子,办公桌对面是谢虹的桌椅,上面似乎还散发着她留下的馨香。他感到这里的每一样物件都在刺痛他的神经,甚至空气中也隐约传来她的声音。他呆不下去了,逃也似的回到家。他把自己关在房里,翻出那些情书和照片,统统付之一炬。
一个周末的黄昏,我从学校回来,远远听到从堤边传来一阵阵凄怆的口琴声,宛若从废弃的蜂房发出,又仿佛黄昏的风张开冷冷的手指,那样揪心,那样绕肠。最后一抹夕阳下,二哥蹲着的身子如一尊岩石,影子倒在地上是黑夜的颜色。我感到越陷越深的黑暗没有一丝温情。
我似乎看到那年公社的文艺汇演,和谐的二重奏和不可挽回的洁净的时光、流水……
以后两个多月,每次放假回来,听到的是同样在暮霭中滞留的琴声。
 
大哥尹平结束了近二十年的军旅生涯,转业到县内最大一家国有企业集团做一名政工干部。
大哥说的是纯粹的地方话,尽管嫂子是北方人,他再也不提在北京辉煌的往事。那只是一碗隔夜放馊的蒸菜,大哥曾对我说。他在部队够努力了,转业前两年已升为营级,但他没有文凭,没有希望晋升副团,于是主动申请转业。而营级军官只能作为普通干部安置,大哥虽有些牢骚,倒也能随遇而安。
二哥的服装厂已发展成利税逾千万的服装集团。大哥回到家乡的第一个春节,他派车到县城接我和大哥全家。那是一辆铮亮的奔驰轿车,开车的小伙子问我们感觉怎么样,我说没什么感觉,只是车速太快了,要他开慢点。他说尹总太忙了,说不定等车用呢。我问,厂里没车了?他说厂里有四部小车,但他必须保证尹总坐奔驰。他还给我们讲了一个有趣的小插曲。一次镇委书记将奔驰借走了,他开桑塔纳接二哥,二哥说这车怎么摇晃得厉害,他说我也感到摇晃得厉害,但车是新车。二哥问他有什么感觉,他说开惯了奔驰再开桑塔纳,相当于开手扶拖拉机。二哥开怀大笑,说我与你感觉一样,像是坐上了手扶鸭子。
进入我们镇境内,公路是硬化的水泥路。小伙子又介绍说,镇上修路尹总捐了一百万,除了税收,服装集团每年的捐款和赞助达数百万。大哥接过话茬说,只听说老二发了,没想到有如此大的气魄,如今这个社会怪了,老二这类人成了暴发户。
尹总不算暴发户,他是靠勤俭和脑子灵起家的,别看现在拥有几千万资产,他还是不抽烟,不喝酒,不玩女人,至今还是孤身一人在过呢。小伙子说。
坐奔驰车也算勤俭吗?我们集团的老总还兼任县委副书记,也只坐奥迪呢!大哥多少有些心理不平衡,与小伙子争辩。
尹总这辆奔驰代表着企业的形象,前年在武汉参加全国服装博览会,与会代表乘坐的全部是进口车,惟独我们是一辆桑塔纳。一位与我们合作多年的香港客商对尹总说,没有钱吗,我可以送你一辆奔驰。尹总当时撒了个谎,说我们有一辆皇冠,出远门了。会议结束回来,立即买了这辆车。
谈话间车已驶入厂区,二哥从办公楼上走下来。他身着一套笔挺的浅灰色西装,脸庞显得有些清瘦。他说原打算一同回家的,现在各地专卖店发来传真,产品几乎脱销,春节是旺季,工厂要昼夜生产,他必须待在厂里,请司机先送我们回去。
正准备上车,一辆标有税务稽查的小车在我们身边停下,陈毛字走下来。他现在是镇上的国税分局局长。
哟,三兄弟凑齐了!他与我们握手,见我与大哥要回去,便拦住说,别走了,我与尹总说件事,一会儿我请你们吃饭。
二哥请他到办公室去坐。
我又不是来收税的,不上去了,兄弟俩不是外人,就在这里说吧。他有些着急,说,朱跛子和他的小姘头在汉口晴川饭店被公安逮住了,交不出证明,人家认定他是嫖娼。
这个老朱,腿跛了,性功能却格外发达。那个小姘头小他二十多岁,染着一头黄发,别说警察,让一般人看,也不像良家妇女。我找饭店老总帮忙周旋一下,看能不能罚款放人。二哥掏出手机打电话。
朱跛子刚才来电话,说手里钱不多。
我会让人先垫上的。喂喂……二哥到旁边通话去了。
一会儿他走过来说,没事了,最迟今天晚上放人,老朱回来,我们要好好给他上政治课。
见二哥忙,陈毛字便拉上我与大哥全家去吃饭。
席间谈起朱跛子,陈毛字介绍说,他有钱有名了,前些年与结发妻子离了婚,五十多岁的人了还不甘寂寞。他曾经感叹,过去有精子没有银子,如今有银子没有精子。现在美国人发明了伟哥,他真如鱼得水。
我说朱跛子的话有特色,果然是艺术家的语言呢。大哥则连发感慨,说世道变了。
一瓶五粮液喝了一半,进来一个满脸横肉的人,额头还有一道深深的刀痕。他拿起酒杯给我们敬酒,陈毛字介绍说,这是酒店的胡老板。
这位好眼熟,我以为是尹老板呢!他望着大哥说。大哥与二哥的确很相像,我则有些不同。
是尹老板的哥哥。陈毛字在一旁介绍。
哦,北京当兵的那个!当初我还沾您的光,老二给我一顶军帽。那时候军帽很时髦呢,幸会幸会。他挨个给我们敬酒,又叫服务员拿来两条玉溪放在桌上,我们再三推辞,他说,不成敬意,请慢用。然后点头哈腰地离去。
陈毛字说,这就是当年威震一方的胡老大,绰号胡汉三。他还给我们讲了一段鲜为人知的往事。
 
八十年代初镇上有一帮待业青年,经常聚在一起抽烟,酗酒,听邓丽君的歌。他们蓄着披散的长发,穿着扫地的喇叭裤,手提日本三洋双声道收录机招摇地从大街上走过。每逢周末,在近郊的杉树林举办摇摆舞会,男男女女搂在一起,高兴起来能跳个大半夜。如果有谁招惹了其中一人,他们会群起攻之。为首的是长得身粗膀圆的胡老大,因外形酷似电影中的胡汉三,人们将他喊成胡汉三。陈毛字初中毕业不想再读书了,也整天跟他们混在一起。
二哥离开小学后,在镇上的水泥厂做临时工。他有一副侠肠义胆,能喝酒,在中学读书时又有一定名气,这帮待业青年大多数是他的同学或校友,很快混熟了。与谢虹分手后,二哥焚烧了所有有文字的纸张,满肚的积郁无处发泄。他的工作是在碎石车间碎石,当他搬动巨大的石块投进料箱,看到它们瞬间碾成粉时,常常产生不可名状的快感。
与那些无业青年不同,二哥毕竟有一份工作,只是在周末休假,将过剩的精力随意挥洒。二哥有一种破罐子破摔的自戕感。渐渐地,他凭借机敏的头脑成为这群人的核心人物,被他们称为智多星,位次仅在胡老大之下,加上在家排行老二,就有了个绰号:二拐子。
一次县城的三个小青年在镇影剧院看电影,为争座位与胡老大的女友发生口角,争吵中对方当众扇了她一个耳光,正好被迟到的胡老大撞见。胡老大哪里忍得下这口恶气,上前给了对方一拳。对方也不是吃素的,据说是县城小有名气的地头蛇,一场恶战展开了,胡老大身边只有陈毛字一个,双方打了个平手。对方是开小车来的,三人中有一个被陈毛字砍伤了胳膊,临走时扬言明天要血洗小镇。胡老大的额头也吃了一刀,当晚住进了医院。
二哥正在上夜班,几个人跑到厂里,说老大被人砍伤了,现在群龙无首,请他出主意。二哥从车间出来,用冷水洗了一把脸,工作服也没来得及脱就跟着来到医院。
胡老大已缝好伤口,躺在病床上输液,二哥立即指示小兄弟们将他转移,然后通知众人作好准备,等候他的调遣。
第二天从县城开来一辆卡车,停在镇东医院的门前,车上跳下二十多个手持凶器的青年。果然不出二哥所料,他们在医院找了个遍,不见胡老大的踪影,其中一个说,昨天我一刀砍得不轻,他该住进医院的,除非他是铁脑袋。
于是他们分头去寻,有人报告说镇西有一个头部包扎的人出现过,这伙人立即蜂拥而去,卡车上只留下司机和一个守车的人,车停在去县城的公路旁,准备报复完毕后随时上路。他们刚刚离去,陈毛字率领一帮人突然从巷内闪出,将车上的人揍倒,用匕首刺穿了一只轮胎,然后悄然撤走。
跑到镇西的一伙人没有找到胡老大的一根毫毛,便往回走。至几幢高楼旁,屋上的石头瓦块从天而降,有几个头上被砸得青肿,知道中了埋伏,迅速朝停车的地方撤退。等跑到车旁,发现车上两人受了伤,轮胎泄了气,才恍然大悟。为首的一个光头叫众人再不要走散,他知道对手并不简单,要司机赶快换上备用轮胎。
这时二哥等人已与陈毛字会合,在远处盯着这帮人。陈毛字说我们冲上去,杀他个片甲不留,二哥拦住他说,只要他们知道我们的厉害就够了,不要把事情闹大,对方都是亡命之徒,杀人一千也会自损八百。
那伙人换好车胎,灰溜溜地走了。
不久全国性的打刑运动开始,在大搜捕的那个晚上,二哥正在工厂宿舍睡觉,被警察带到了派出所。胡老大闻风而逃,躲过了一劫。而陈毛字的爸爸刚刚调入县税务局,恰好那天他去了县城,也避开了风头。
那场打刑运动量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严,二哥被指控为团伙犯罪的主犯,入狱九年,后因劳动表现好减刑两年,实际服刑七年。
宣判大会上,谢虹的父亲作为地方领导讲话。他说,我早就认为尹华不是个好东西,他这种人是社会渣滓,是桌上的灰尘,为了这块净土,我们要坚决抹掉他们,绝不手软。
这话深深刺痛了二哥当时已经麻木的心灵。
谢虹的父亲回家后曾对家人说,谢虹差点把自己扔进火坑,好在我态度坚决。
风头过后,陈毛字的爸爸将陈毛字送往税务子弟学校读书。而胡老大几年后再次犯事,被判三年,比起二哥,他算幸运多了。
 
随着东南亚经济危机的爆发,二哥与东南亚有关的外贸合同成了一纸空文,即使是已经出口的服装也几乎没有利润。然而就在此时,在政府的撮合下,二哥兼并了县内最大的国有服装集团,组建了新欣服饰股份有限公司,企业总部也从镇上迁到县城。新公司的工作千头万绪,既面临挑战,也充满机遇。心力交瘁的二哥把工作重点放在市场战略调整上,在争取到企业进出口权后,不放弃东南亚市场,进一步拓展独联体国家市场,适当调整国内各大城市专卖店的销价,提高国内市场的占有份额。
进入初夏,以新欣集团名牌女装虹派商标命名的时装节在上海隆重召开。二哥请来顶级的营销公司和国内外名模,以强大的阵容展示了一批新潮服装。当地的新闻媒体对开幕式的盛况作了报道。时装节期间,商家的订单雪片般涌来,二哥的情绪无比高昂。当晚的宴会上,他破例喝了白酒,随后接受了某晚报记者的采访。
记者谈到虹派时装风靡大江南北,已跻身国内知名品牌的行列,问二哥是怎样创立这一品牌的,虹派商标有什么特殊的含义。
也许是受酒精的驱使,谈起往事二哥不禁感慨万千,他深情地告诉记者,在七十年代有一位很知心的女友,她的名字中有一个虹字,她的衣着带着那个时代的单纯、简洁,又不乏女性的温馨、妖娆。服装设计师就是按照他追忆和怀想的思路设计的,投入市场后不乏个性的款式恰恰迎合了消费者的念旧情结。
记者是一个感情丰富的中年男子,被二哥的述说深深打动,他在报道中说,看来虹派有今天的成功并不是偶然的,它蕴含了创业者深刻的感情内涵和极富个性的创意。
在上海饭店的一个豪华单间,一位面容姣好的女子正在阅读当天的晚报,对其中的一篇报道反复看了几遍,已然潸然泪下。她就是我们故事中的女主角谢虹。
谢虹现在是某外商独资企业的总经理秘书兼翻译。该企业是一家驰名全球的服装集团在中国的子公司,虹派时装节期间,他们派出了观摩小组,以便了解国内时装市场的最新走势和信息。谢虹是陪同外籍高管的翻译。时装节刚刚开幕时,她就从电视荧屏上认出了二哥。她万万没有想到他会出现在大上海,并且近在咫尺,几天来她密切注视着二哥的动向,其间她寝食不安。有几次同伴问她是不是有什么不适,她总是强装镇静地摇摇头,又无奈地暗中嘘长气。
每天晚上,她都拖着沉重的步履回到宾馆,把自己关在房间,多次欲向时装节组委会拨打电话,可拿起话筒时,却又犹豫不决……
当初在爸爸的逼迫下,没有机会与二哥道别就踏进了大学校门,她写了几封长信,向二哥述说衷肠,表达自己不变的爱心,但所有的信件都如泥牛入海。以后的日子里,她内心充满了忧伤和惆怅,一向快乐活泼的她竟变得郁郁寡欢,在感情上将自己封闭起来,很少参加社交活动,把主要精力放在繁重的学业上。为此,班上的男生都暗中称她冷美人。
几次放假回家,家人总是暗中监视她的行踪,爸爸说了二哥的很多坏话,告诉她二哥与镇上不三不四的人混在一起。妈妈患有严重的肾病,谢虹陪伴妈妈的时候多一些,这样的时刻妈妈总是以泪洗面,求她不要再去找二哥。谢虹看到为自己操碎了心且日益憔悴的妈妈,也只好勉强从命。
得知二哥判刑入狱的消息,她大为震惊,简直不敢相信二哥会堕落到如此程度。她太了解二哥了,坚信二哥的自戕是因为受到了感情上的伤害。多少个不眠之夜,她在深深自责的同时,又有点恨铁不成钢的怨气。一次回家与家人团聚,爸爸以胜利者的口吻教训她,说二哥这类人是社会渣滓等等,这些不堪入耳的话深深地刺激了她,她无言以对,第二天便悄然离家。
大学毕业后,她被分配到某城市做了一名中学外语教师。随着年龄的增大,家人开始关心她的个人婚嫁,面对种种压力,她总是无动于哀。为了逃避这个问题,她与家庭越闹越僵,索性不回家了。
一个遇然的机会,她跳槽到现在的外企做了白领。外企的工作节奏快,经常要辗转于天南地北,人的感情和思想观念有自由回旋的空间,她只身一人倒也适应这种生活。
直到前两年母亲因尿毒症病逝,她才回到阔别多年的家乡。她听说二哥成了富甲一方的企业家,以为他一定有一个美满幸福的家庭。本来她是打算见二哥一面的,因为二哥曾经向她母亲捐助过三十万元。她母亲病危期间需要换肾,经费困难的镇中学为挽救这位特级教师的生命,曾向社会发出援助倡议,谢虹的爸爸已退休多年,不再有当初的威风,二哥不计前嫌,慨然捐款,手术虽然成功了,但老人毕竟年事已高,出院半年就逝世了。她觉得应该亲自向二哥道一声谢,但天不遂人愿,恰逢二哥外出,料理完母亲的后事,她又匆匆飞回公司。
她也曾想到给二哥打个电话,但又不好意思打扰他现有的安宁,不愿将自己孤独的现状展现在他面前,过去的都过去了,何必揭开伤疤……
而此刻,他就在这座城市,晚报的文章说明他对自己还留有一份感情。可是,二哥的那番谈话到底是记者的商业炒作,还是他个人的真情流露呢?谢虹拿起话筒,又再一次搁下。
第二天,外籍总经理告诉她,前不久呈报总部的方案昨晚通过电传批下来了,公司决定选派包括她在内的几名有突出业绩的管理人员到美国,参加为期半年的总部职业培训,所有出国手续全部办妥,明天将在北京乘国际航班启程。
谢虹掐指一算,时装节明天结束,也就是说二哥明天即将离开这座城市,自己也将在下午两点随同伴回北京公司,现在距离飞机起飞还有半天时间。
怎么办?她再一次犹豫了。
如烟的往事又一幕幕浮现……
一种力量突然从体内涌上来,她来不及多想,用手机拨通了时装节组委会的电话。接电话的是一位小姐,谢虹告诉她有要事见尹总,对方回答说尹总现在正在参加商务活动,请她一小时后再约,谢虹说能否告诉我他的手机号码,小姐说尹总交代过不行。
谢虹在万分焦急中度过了漫长的一小时。她几次到洗手间,拿出随身携带的化装盒为自己补妆。在洗手间的镜子前她梳理着卷曲的短发,发现鱼尾纹已悄悄爬上她的眼角,她感到自己老多了。
再一次打通电话,小姐说尹总在,请稍候。谢虹的心已提到嗓子眼。电话里传来一个男子的声音,请问您是谁?谢虹竟哽咽住,说不出话来。
喂喂……
她调整了一下情绪,答道,尹华吗?我是谢虹。
谢虹……这次轮到二哥语塞了。他仿佛听到了天外的声音,对着电话喃喃自语。瞬间,他迅速反应过来,大声喊道,谢虹,你在哪里,快告诉我!
她说了地方。
你等着,我来接你,千万别走开!二哥放下电话,给秘书打了个招呼,驾车急驰而去。
在十字路口,车停下来。
该死的红灯!二哥急得直拍大腿。
二十分钟后,两双分别十八年的手终于握在一起。
 
二哥带着这些年从未有过的好心情离开上海。
从见到谢虹的那一刻起,他感到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重新充满了新奇。与谢虹重逢后的那个晚上,他驱车来到黄浦江边,让自己静静地独享和煦的晚风,外滩灿烂的灯光使他沉醉、着迷。他看见一个戴着墨镜的盲人坐在石阶上拉二胡,便走过去,将一张钞票悄然放在盛着零钱的瓷碗中,然后站在一旁痴迷地欣赏。他感到内心有一种情绪需要排遣、宣泄,如果有一只口琴,他会在这异乡的街头和着盲人的二胡吹个够。
一个卖花的小姑娘走过来,他挑选了一束玫瑰,打开手机,拨通了谢虹的电话。
我是尹华,我一个人在黄浦外滩,刚刚买了一束玫瑰,想送给你!
对方会心地笑了,说,我的心还在上海,所以一定收下了,谢谢你!
睡了吧?
已经躺下了,但睡不着。
两人开始细聊。直到手机提示快没电了,二哥才说,乖乖地睡吧,做个好梦!
他又投入到繁忙的工作中,人似乎变得年轻起来,思维变得格外活跃,每天都有新奇的想法出现。他改组了企业的领导班子,起用了一批具有现代意识的年轻人,对几种新的服装设计方案提出独到的见解。与女秘书相处话也多起来,经常主动谈起一些有趣的话题,语气中充满孩子般的好奇与天真,以至这位跟随他多年的女硕士有些莫名奇妙,她不明白一向不苟言笑的董事长怎么突然像换了一个人似的。
半个月后,他收到谢虹寄自大洋彼岸的来信。
 
华:
当我拿起笔,双手触摸到信纸,竟有一种久违的亲切,就像我们的重逢……
过去所发生的一切,那些足以致命的往事,我在百思不得其解时,常常将它们归结为命运,而当与你再次邂逅,我觉得所谓命运,是过来人追忆中从内心做出的无奈诠释。
多少次从梦中醒来,我独自坐在床头,把住事一件件梳理,我的内心恰如已用旧的水壶,积满水垢,脱落而斑驳不堪。一天天向前独行,近乎支撑不下去了。我知道我的爱给你留下了不可弥补的伤痕,因为爱我,成了你痛苦的根源。而当你痛苦的时候,你一定看不见或想不到有一颗痛苦的心在遥远处伴随着你,就像来自虚无的雨,伞下的人其实也走在大雨滂沱的泥泞中。
幸亏有这次相逢,否则我不敢想象未来是个什么样子。毕竟老天有眼,华,当我在上海再一次见到你时,我的心都碎了,你比同龄人显得苍老、憔悴,虽是我梦里索绕的那个人,却带着满目疮痍,我无比欣喜,又心疼不已……
这些天我想得更多的是我们未来的日子,到时候两个白发苍苍的老人,在夕阳下牵手缓缓前行,也许其中的一个还拄着拐杖。他们来到我们曾经一起学习的中学校园,走过我曾下放的小村,用布满皱纹的手抚摸一草一木;他们没有携带多余的东西,只捎来两只重音口琴……
我还在想,像我这个年龄的女人不知是否还能生小孩,如果能,我一定会为你生一个,倘若不能,也要抱养一个。我要为你做一个完整的女人,让你有一个完整的家。
好了,啰啰嗦嗦说了这些,再次感谢你对我妈妈的援助,也再次请你原谅我那固执糊涂的爸爸。
来到这里,已进行了为期一周的语言训练,从明天起将开始封闭性的职业培训,因为培训内容涉及公司最新信息,规定在回国之前不允许与外界交流,包括拨打国际长途和发邮件,看来美国的自由也是相对的。
半年的时间也许太漫长,但对离别十八年的我们来说又算得了什么呢?
既然命运给了我们又一次机会,我们一定会珍惜,请保重,千万!
 
落款是一个简洁的虹字。二哥将信反复看了几遍,轻轻折叠好,放在抽屉的最底层。
这美国佬,怎么就不让人打电话呢?他躺在沙发上,陷入深深的沉思。
 
作为政工科长的大哥下岗了,这是上午大嫂打电话告诉我的,原因很简单,企业改制,新任厂长的聘任名单中没有他。他不愿报名参加普通干部的竞聘,愤愤不平地在家里赌气。我转告二哥,他说正好,我厂里缺少他这样认真负责铁面无私的管理人员。
晚上我与二哥来到大哥的住处,二哥开门见山地说,大哥,我来请你出山了。
他知道大哥的脾气,一开口就给他戴高帽子。
别说得好听,不就是要我给你打工吗?大哥头也不抬。
大嫂忙着沏茶,接着话茬。他就是死心眼,放不下小军官的臭架子,这个年头了,帮自己兄弟管理企业,难道还委屈了你?
二哥给大嫂使了个眼色,对大哥说,我不勉强你,只劝你消除对民营企业的偏见,现在位居世界前列的大跨国公司都是民营的。我只想请你到我们厂里去看看,认为适合就留下。
第二天大哥在我的陪同下参观了二哥的工厂。他毕竟在企业待了几年,能看出门道来。那一条条现代化的生产线,全电脑控制的生产调度中心,还有全新的数字技术服装设计研究所,让他心动了,在我的劝说下,他答应前来就职。
转眼到了初秋,朱跛子在省城举办了个人国画展,归来时二哥为他接风,我作为报社记者,打算为他写篇专访。陈毛字在县里开会,散会后匆匆赶来,见面的头一句就是问,你那黄头发的女弟子呢?
你别找茬,我什么时候认她为弟子了,逢场作戏而已。他不以为然地顶了回去。
老朱,这么一把年纪了,该注意自己的形象了,你可是我们县颇有名气的艺术家呀!二哥给他斟上一杯酒说。
你们不要给我上政治课。什么艺术家,如今算个狗屁,这次画展没有售出几张票,不是你提供赞助,我可要亏血本。唉,传统的国画艺术没人欣赏了,倒是那些胡涂乱抹的东西受人欢迎,说是什么前卫艺术。毕加索、达利的作品我十几年前就研究过了,骨子里的东西不是一般人能学到的,形式与表面的皮毛却被人炒来炒去。他一仰脖子,喝光一满杯白酒。
大家见他情绪不佳,也不便多说什么。我又替他倒上酒说,朱老,画展票房收入说明不了什么,所谓曲高和寡,大众欢迎的不一定是真正的艺术,通俗的流行歌曲人人会唱哩!
小兄弟,你不要安慰我。画家啦,艺术啦,统统见鬼去吧!哈哈……没有画家,天依然蓝,云照样白,花儿还不一样姹紫嫣红?好好做你的记者,记者是个好职业,但要随大流,不要刻意追求什么人生真谛,真正的艺术是痛苦的,认真的做人也是痛苦的。
他有些醉了。
我们便换了个话题,开始谈论其他。
这时有人敲门进来,是外地的两位书画爱好者,慕名前来请朱跛子题字。
来人约莫二十多岁,见他们一脸虔诚,我请他们在邻桌坐下,问吃了饭没有,他们说吃过了。朱跛子走过来说,电脑打字又快又好看,学什么书法,还是学点赚钱的本领吧!
他们以为他谦虚,铺开携带的笔墨纸砚,执意请他题字。
朱跛子已经半醉,挥毫波墨,题写了一首李贺的诗:
寻章摘句老雕虫,
晓月当帘挂玉弓。
不见年年辽海上,
文章何处哭秋风。
写完将毛笔随手扔到窗外,端起酒杯又喝了个精光。
 
一个阴霾的上午,我接受报社交给我的任务,去寻找一个再就业的典型。我在秋天的大街上穿行,先后采访了几个人,但没有一个愿意做这个典型。这个小城的下岗职工突然像秋风中的黄叶多起来,人们似乎很反感再就业这个名词,看来我的采访计划就要落空了。从早晨到现在,我的左眼皮一直在跳,不祥之兆笼罩着我。
手机突然响了,是大哥打来的,他说二哥早上突然晕倒在车间,现在县医院急诊室。
我火速赶到医院,见二哥正躺在病床上输液。他脸色苍白,两个眼圈发黑,嘴唇也有些干枯,见我来了,说这是上班时间,跑来干什么?我说你病了来看看。
你们不要惊小怪,哪里有什么病?昨晚熬了个通宵,天亮后我到车间转了转,头有点晕,休息一下就没事了。
我问大哥,大哥说刚才做了全面检查,暂时没出结果。
一股凉意瞬间袭击我的全身,我有些惶恐,拉了一把大哥,同他去找大夫。
大夫们正在讨论刚刚出来的CT检查图片。一位戴眼镜的老医生询问了我们与病人的关系,说你们要有思想准备,病人患的是晚期肺癌。
这个结果对我们来说仿佛晴天霹雳,想想二哥这么多年的命运,我呜呜地哭起来。
不会搞错吧,大夫?大哥眼圈也红了。
不会,你看肺部的阴影比拳头还大,癌细胞已经扩散了。老医生指着图片给我们看,说,如果有疑问,你们可到武汉同济医院复查,我们还可以派人与病人一起去。
谢谢您,我们有一个要求,病人的病情请暂时不要告诉其他人。大哥说。
这一点请放心。老医生收拾好图片。
离开医生办公室,穿过长长的走廊,我双眼因泪花而模糊,白瓷瓶似的护士,还有口罩后的脸,擦肩而过。在转角处,我们兄弟二人抱头痛哭。大哥轻轻拍拍我的肩膀说,擦掉眼泪,别让老二看见。
我知道,但我忍不住,又一串泪珠从我眼里掉下来。
老二命真苦!大哥转过身去,竭力调整自己的情绪。
第二天,我们编造了一大堆理由,要求二哥到武汉复诊,他先是不肯,后来还是同意了。
车在高速公路上呼啸前行,被惯性推动的我们兄弟三人均沉默无语,窗外正在落叶的树林迅速向后倒下……
我想起二哥曾经讲述过的劳改生活,那一个个头上布满青灰的烧窑工在黑暗的洞口喘息,他们破风箱似的肺加速了运转,抽进灰尘……黄昏的风传送口琴的音响,铜质的簧片随鲜红的肺叶奏出和谐的节拍,一缕缕虚无在血管里追逐。蝴蝶在春风的花丛中飞,渐渐进入飘满落叶的深秋,变成枯叶蝶……
老幺!坐在我身旁的二哥突然打破沉默,问,你在想什么呢?
什么也没想,窗外风声太噪,不便说话。车窗的阴影部分映出我勉强的笑容。
你想知道我在想什么吗?告诉你我在想谢老师,谢虹,你未来的二嫂。
我内心为之一震,与大哥不安地对视了一下。
这可是爆炸性的新闻吧,记者同志。二哥哈哈大笑起来。上次在上海时装节期间,我遇见了她,她至今还没结婚呢!
他给我们讲上海与谢虹见面的经过。
等她从美国回来,我就和她结婚,怎么样,你的女朋友敲定了没有?到时咱们哥俩的婚礼一同举行。
二哥完全沉浸在未来的幸福中。我鼻子一酸。
祝贺你们,二哥。我控制住自己的情绪说。
放一段音乐听听。二哥嘱咐司机。
司机放了一段流行歌曲,二哥摇摇手说,不好听,放那段小提琴协奏曲吧。
车内响起梁祝的旋律,舒缓的音乐扣人心弦,却像刀子一次次捅入我心中。
大哥在前排静静地抽烟。
我与谢虹的婚礼上,一定要来一曲口琴二重奏,好久不吹那玩艺,也许生疏了,但我会重新捡起来的。说着他开始和着音乐哼起来。
小车超过一辆车,飞快向前,他欢快的声音被甩出老远。
同济医院的诊断结果是一样的,我与大哥心存的一点侥幸完全消失了。
二哥在我们的劝说下住进了医院。
 
二哥一天天憔悴下来,经过一段时间的化疗,表面上病情似乎有所控制,医生吩咐我们将他接回去休养半月,等身体慢慢恢复,再进行下一阶段的化疗。
在县城他有一处独立的小庭院,从医院回来后,他就住在这里,一边养病,一边过问公司的生产经营。他几次提出要搬到厂里去住,都被我们劝阻了。
大哥则里里外外忙坏了。他强忍着内心的悲痛,强打精神处理公司的日常事务。以前我对他持有偏见,认为他只会空谈政治,发一些无关痛痒的牢骚,这段日子他显示出惊人的管理才能,在二哥的指点下,把偌大一个公司管理得井井有条。二哥隔段时间就去看看,对大哥的工作表示满意,这对病中的他是莫大的安慰,也减轻了他精神上的负担。
二哥有了闲暇安排自己的生活,他找到谢虹早年的一张照片,让我拿到照相馆放大成巨幅照片,悬挂在卧室。庭院后面是一处不大的花园,每天他亲自给花浇水,剪枝。夕阳西斜,他独自坐在花园的石凳上,用口琴吹几段欢快的曲子。
一天半夜,我被东边厢房的响声惊醒,同时听到一阵剧烈的咳嗽声。我翻身起床,推开二哥的房门,只见桌上的台灯落在地上摔碎了,二哥手捂胸部喘息着,床头枕边有几点鲜红的血迹,他手中的帕巾也散发出浓烈的血腥味。
二哥一把抓住我的衣袖,告诉我,老幺,我得的是什么病,快说!
是肺……肺结核,快!我们去医院。我语无伦次。
当晚我们将二哥送进医院。
医生平静地告诉我们,咯血是肺癌晚期常见的现象。以后每天凌晨三点左右,二哥总是很准时地出现咯血,我们在惶惶不安中害怕那个魔鬼般的时辰到来。
守候在二哥床头的我,多么希望时钟能逾越这个时辰,好几次我悄悄拿走桌上的闹钟,却被二哥发现了,他说拿回来吧,何必自欺欺人。
时钟秒针的咔咔声扰得我头皮发颤。望着二哥渐渐失血的脸庞,我下意识地拿起钟,把时间向前拨动了一小时。
二哥被惊醒了。我有些愧悔,他难得有熟睡的时刻。他发现时钟已到了四点差一刻,有些欣喜地支起身子,我今天不吐了,你看,快四点了。
我不知说什么好。时间在一秒一秒地过去,我偷觑腕上的手表,快三点了。我心里一阵发虚。
十分钟过去了。
半个小时过去了。
又过了半个小时。二哥果真没有吐血,我庆幸自己的小聪明,扶着二哥慢慢躺下。
以后连续几天,二哥没有半夜起来。
但这毕竟是暂时现象,一天中午,朱跛子约了陈毛字、胡老大来看二哥,一顿饭未吃完,二哥的肺部就开始大量出血,当场倒在饭桌旁。
到县医院作了临时止血处理后,我们又将他送到同济医院。医生说病情已相当严重,再作第二阶段的化疗已毫无意义,我们只能做保守疗法,让他多度一些时日。
当天北京一位肺病专家来医院作临床指导,下午查看病房,在二哥的病室,他与这位专家多聊了几句,这位专家以为二哥知道自己的病情,鼓励他说:“任何疾病,精神力量都很重要,你要鼓起勇气好好活下去。”
这句话刺中了二哥的某根神经,他有些恼怒,你这是什么意思,难道我会死吗?并拉住对方的手不放,要他把话说清楚。
专家傲慢地甩开二哥的手说,我并没有说你马上会死,但你要知道晚期肺癌在目前是很难治愈的。然后头也不回地往外走。
二哥像遭了雷击,呆呆地靠在床头。
陈毛字追过去,找这位专家理论,您怎么这样说话呢?病人不是一般的人,是企业家,社会的财富,连省长都来看过他。并执意要他向二哥道歉。
别用省长来吓人,我在北京的病人大多数是中央委员。专家有些不屑,正眼也不瞧他。
在一旁的胡老大发怒了,一把抓住他的衣领说,你这个老王八日的,你只知道中央委员,知不知道我胡爷爷,先吃我老胡一拳!他朝专家的胸部猛击一拳,再胡说我灭了你!
胡老大挥拳还想出手,被众人拦住了。
知道了病情的二哥,精神上明显垮下来,在同济医院住了不到一周,便坚决要求回到了家乡的县城。
 
太阳在小庭院的那排柏树上升起,又很快坠落。夕阳带着完整的投影,进入似乎停止下来的夜晚。
房间的一角放着一个木炭炉,一只瓦罐盛着中药用文火慢煮,满院弥漫着死去植物的余香。二哥在等待中煎熬。
我和大哥请来一位民间的老中医,为二哥开了满满七八麻袋的中草药。熬药就是熬时间,我们把希望的分分秒秒放进大砂锅,熬成苦涩的褐色液体,然后又将浓缩的液体倒进小瓦罐,掺入一些白色粉末状的药物煮沸,用竹筷搅匀,盛在两个大碗里,二哥每次饭前空腹服下。喝药时二哥显得异常难受,双目紧闭。药汤从他嘴角溢出,他尽量抿住双唇,以免药汁浪费。二哥是认真的,神情甚至是专注的。
很多次我轻轻地从外面踏入小院,都见二哥双手扶在窗口,两眼直愣愣地望着天空,像一只挣扎的困兽。
一天晚上,躺在床上的二哥突然拉住我的手问,小弟,你相不相信有报应?
我不明白他的意思,回答说哪有什么报应。
二哥转过脸,睁着双眼似乎在想什么,接着又问,当初我被判刑入狱,别人都说我是流氓团伙的头子,你相信吗?
我摇了摇头。
你信也好,不信也好,二哥在这个问题上是问心无愧的,在镇上那段时间,我没有偷一只鸡,没有亲手打伤一个人,更没有调戏妇女。有一次胡老大调戏一个下晚自习的女学生,还被我阻止了。二哥显然陷入了回忆。
我劝他不要胡思乱想,早点休息。
我还是做过一件亏心事的,也许旁人都不知道。二哥接着说,在刚开餐馆的时候,我请的那位四川厨子背着我做了手脚,在火锅汤料和卤水中掺了罂粟壳,这就是我当时餐馆生意特别火红的原因,后来我发现了,就解雇了他。
难怪那位四川厨子突然离去,原来如此。
尽管我赶走了厨子,餐馆也因此倒闭,但我还是赚了不少昧心钱。他在责备自己。
我装作睡着了,没有回答他。
老天是公平的,我遭到了报应!二哥仍在枕边自语。
 
秋更深了,小院的绿荫已老,漏下的阳光像白发,直达院内阴凉的地面。
这时候的二哥已经卧床不起了。他常常像哲人一样发出自叹,说这是我眼中最后的秋天。
金色的天空下有他热烈成长的生活和梦想,原野上盛开饱满的果实,将被热爱生活的人摘走。而他自己只是一枚腐烂的果实,带着难以名状的创痛,即将悄然坠落。
他念叨谢虹是在初夏的某个初一离去的,一定会在十五月圆之夜回来,也许她正在遥远的异邦,仰望月圆之夜。
我有耐心。他告诉我说,我不会现在离开这个世界,我不能让自己在月圆之前损坏。
他说,这个夜晚如果没有一丝云翳,没有阴影,像我们的初逢那样纯洁该多好。
他说,我是卑微的一粒尘埃,比沙子更轻,我已看见越来越近的大地,我将重新回归尘土。
二哥终于等到月圆之夜才闭上眼睛。
那天下午空气似乎凝固了,瓦楞上乌云低垂,空中飘着蒙蒙细雨,失去了雷鸣和闪电的天际骤然变得丑陋。
黄昏时分,一位女子从微雨中款款走进来,她就是二哥在病床上千万遍呼喊的谢虹。此刻,她身着素色的长风衣,没有打伞,雨珠从卷发上轻轻滑落,和着滚烫的泪水滴在二哥的脸上,而二哥这时再也说不出话来,只有一双黯淡的眼睛勉强能够与她交流。
谢虹从口袋掏出一只旧口琴,开始吹奏那段熟悉的乐曲,暗哑的一切仿佛重新开口说话,已逝的往事也在开口说话。黄昏拥抱着怀念,渐渐进人黑夜,琴声是这个夜晚滴血的伤口。
这时候夜空渐渐放晴,一轮满月挂在树梢。
琴声不会返回它最初的乐调,就像一个人无法回到他的童年。
奏完一段,她停下来,轻轻对二哥说,华,你还能听见我说话吗?
奔涌的泪水从二哥双眸中流出,这是我懂事以来第一次看见他流泪。
谢虹接着说,我们终于团聚了……你当初入狱,我因蒙受羞辱不能去看你,你富甲一方,我放不下自尊,也没有勇气见你,经过长久的等待,今天重新相聚,你却难以回答我了……她哽咽着,然后放声痛哭,将那只口琴轻轻安放在他的枕边。
这时我感到一阵大风扑面而未,天空飘下沙子和灰尘。是怎样的风沙,席卷一个人的五脏六腑,一个强者竟变得如此弱小!
生命如一盏灯从二哥身上慢慢移开,最终黯淡下去。他已灰尘般飘落,从白发母亲的泪眼里,从谢虹深深的心底,还有他的产权征、银行存单上,轻轻飘逝。
他曾在人间偏远的舞台,表演过自己的一生,而灰尘是他致命的道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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